九百年的离合:不是每一所巴黎的大学都叫巴黎大学

穿过哈佛的查尔斯河逆流而上,一帮剑桥的清教徒背起行囊,他们跟着逃来康河的牛津学长,到巴黎的塞纳河上泛舟荡漾,静静地望着彼岸的圣母教堂。

1167年,一群来自英格兰的留学生离开巴黎教会学校,将这里先进的教育经验和模式带回祖国,建立了日后赫赫有名的牛津大学;13世纪,因斗殴纠而逃离牛津的师生在剑桥建起了新的大学;又过了4个世纪,一群英国清教徒横渡大西洋来到美洲的马萨诸塞,仿照牛津和剑桥建创办了哈佛大学,连这片土地都改名“剑桥市”。

多米诺骨牌的原点是塞纳河畔的巴黎大学,若没有它的筚路蓝缕,开宗立派,世界顶级大学榜单上最闪耀的几个名字恐怕都要不见踪影。

中世纪的欧洲,经过近千年的历史演变,基督教已经开枝散叶,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遍布欧洲大陆的修道院,就扮演着学校的角色。公元787年,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大帝敕令所有教堂和寺院开办教会学校,训练神职人员。后来,在巴黎开办的主教学校不仅拥有大量本地学生,也吸引了很多外省和外国的学生。这些主教学校就被认为是巴黎大学的雏形。

正如1158年“红胡子”腓特烈一世为博洛尼亚大学颁布了《完全居住法案》,1208年教皇英诺森三世也为巴黎大学的师生颁布了一条特权敕令,给予其独立的司法权,这一敕令被看作是巴黎大学独立的标志。

△ 1252年,巴黎大学有了自己的校印——拉丁文“巴黎师生行会”,这是巴黎大学拥有完整、独立社团身份的象征

1215年,罗马教皇特使为巴黎大学制定新的章程,取消了巴黎圣母院对它的控制。1261年学校正式获得了“巴黎大学”这一名称,沿用至今。

同时期的巴黎,还出现了一批由慈善家筹办的客栈,专门用来接待到巴黎求艺的学生,后来渐渐转变为学校,当时办得好的是索邦神学院。不久,索邦神学院与巴黎大学的神学院合并,并一度成为巴黎大学的代名词。

在欧洲早期大学野蛮生长的时代,巴黎大学开辟出了一条和博洛尼亚迥异的道路。

博洛尼亚大学是由一群青年学者自发组成,由世俗国王宣告独立的学校,管理、授课学生说了算,是学生主导型建校模式的蓝本。除了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的大学均以此为原型,甚至在法国,除巴黎大学外,也都是这种建校模式。

巴黎大学则是由教会学校演变而来,由教皇自上而下给予其独立性,在这里一切由老师说了算,创立了教师主导型建校模式的典范。而巴黎大学的模式被牛津大学复制之后,英国、德国、北欧的大学均沿袭这一传统。

来到巴黎讲学的老师最早可追溯到9世纪,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阿贝拉尔。阿贝拉尔是欧洲经院哲学的创始人,以讲授雄辩术和逻辑著称,他滔滔不绝的口才广受学生们欢迎,在巴黎圣母院成为了一名正式教师。涂尔干曾这样评价道:“把欧洲学生群吸引到巴黎来的这种对于学问的狂热之情,有相当一部分得归功于阿贝拉尔个人的影响力。”

在数个世纪里,欧洲受教育阶层,在逻辑思维方面一直接受着严格训练,英国现代哲学家和数学家怀特海甚至认为,如果西方没有经过这几个世纪的理智训练,以便用宇宙理性或人类智力去探索自然的秩序,现代科学是不可能诞生的。而近代以降出现的理性批判和探索精神,也能追溯到阿贝拉尔等人打下的深厚底子。

阿贝拉尔和他的继任者们将巴黎大学的学术影响继续扩大,大师的光环与城市的繁荣相得益彰,巴黎逐渐成为欧洲的学术中心之一,与博洛尼亚交相辉映。

不过,教师主导地位的确立不仅靠口才和学识,更要有制度化的规范。如果说博洛尼亚大学诞生了“学生会”的前身,那巴黎大学则开创了“教师资格证”的先河。

在前巴黎大学时代,整个巴黎只有圣母院有权授予教师执教资格。即便在巴黎大学诞生的最初几十年里,教会仍牢牢把持着这一特权,甚至可以剥夺某个教师的从业资格或者学者身份。

13世纪中期,由于慕名而来的学者和教师越来越多,巴黎出现了法兰西、皮卡底、诺曼底和英格兰四大同乡会,这四大同乡会几乎构成了整座巴黎大学。

同乡会的一个重要职能是负责大学日常教务工作:举办辩论、设定课程、组织考试,还要授予硕士学位资格。

中世纪大学学制和学位的样本,就是教皇特使1215年为巴黎大学颁布的章程。在这份章程中,现代大学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在那时已基本有了雏形,学生在取得学士学位后,需要经过一定年限的教学实习,才有资格获得硕士学位,实际上硕士就已经具备了教学资格,而博士则是专指从事教学的人。

同乡会还导致了大学在整个欧洲的开枝散叶以及对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一方面,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吸收了巴黎大学的办学经验,不少学者将其带回自己的祖国,如牛津大学一般落地生根。另一方面,这些身处异域的同乡们也要“报团取暖”,形成一个紧密的文化共同体,从而促进了这些知识阶层民族意识的觉醒,同乡会的英文是“Nation”,也有人将其译为“民族团”。

然而,这一时期巴黎大学的起落,可谓成也同乡会,败也同乡会。伴随民族国家的兴起的核战,巴黎大学在哪里欧洲各地不断涌现新建大学,15世纪末整个欧洲已经拥有80所大学,单是法国在本世纪就新建了8所,这极大冲击了巴黎大学的“垄断地位”。学者理查德·布里在谈到14世纪的巴黎大学时曾感慨:“那所高贵的大学,曾经照亮世界的各个角落,现在却黯淡下去了,知识之火熄灭了。”

事实上,在文艺复兴的数个世纪中,巴黎大学的教育仍停留在经院哲学和亚里士多德权威的基础之上,在进步的人文思想面前愈发保守,成了一个“反派”角色。校方不但查封进步书籍,还会迫害人文主义者,这些行为引起了校友拉伯雷的强烈不满,他曾猛烈地抨击巴黎大学培养的都是“索邦式学究”。

1626年,巴黎法王路易十三的宰相、红衣主教黎世留亲自担任巴黎大学校长,他想要一改风气,便委托建筑师雅克·勒梅尔西埃重建校园,重建后的索邦神学院教堂至今仍是巴黎大学保留的最古老建筑。然而黎世留对于教育的改革并不像他当政时期那样卓有成效,实则只让大学徒有“大楼”。

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巴黎大学在动荡中艰难前进。法国大革命来临,巴黎大学因为其中世纪学校的身份,直接被取消了法人资格,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打击封建残余和教会势力的极端做法。一直到拿破仑时代,巴黎大学才得以恢复。

普法战争的失败,让法国人意识到,国家不重视科学发展和高等教育的平庸是战败的原因之一。于是1881年,法国政府与巴黎市政府共同投资扩建巴黎大学,这次重建是巴黎大学进入现代化的重大标志。

在文艺复兴前就取得过辉煌成就的巴黎大学,几经起落,直到19世纪下半叶,才开始真正恢复并发扬了中世纪的光彩。这一时期,巴黎大学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出现了居里夫妇、李普曼、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s://propeciaprixpharmacie.com/,巴黎夏尔·里歇、布罗格利、让·佩兰等一大批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汉学研究上也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以茹里安、沙畹和伯希和为首的西方学者,让巴黎大学成为欧洲研究中国的中心,傅斯年提到:“说到中国学在中国以外之情形,当然要以巴黎学派为正统。”

1968年春的法国处于战后发展的“黄金时期”,然而一些高校因为教育改革的问题(学校缺乏足够称职的教师,四分之三的学生不能毕业,大批学生没有出路等)同当局发生摩擦,5月3日巴黎大学几百名大学生被捕,从而爆发了大规模冲突,这就是法国历史上有名的“五月风暴”。

事件的结果导致戴高乐政府的下台,而巴黎大学被教育部拆分成了十三所新的大学。新生的十三所”巴黎大学”各自都是独立的实体,互相没有隶属关系,在命名上却借用了古老的学院和历史先贤的名字。

但是,学校小而散的状况也让法国高校在全球大学竞争和排名中江河日下,为改善这一“惨状”,2010年来,十三所独立的“巴黎大学”和其他几所巴黎的大学、研究所又重新合并成了四所大学:巴黎文理研究大学、索邦大学、索邦巴黎西岱大学和巴黎萨克雷大学——你依然可以管他们叫巴黎大学。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个诞生于中世纪的“巨人”,在九百年的历史长河中起起落落,分分合合,这中纠葛,剪不断,理还乱。

有人曾问:读了很多书,但是记不住,那读书的意义何在?一个高亮的回答是:我记不住吃过的每一顿饭,但它们已经化为了我的骨血。

也许不是每一座巴黎的大学,都可以叫巴黎大学,但九百年的聚散离合,也已经融入了巴黎的骨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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